复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了农村生产组织的形式,农民由被组织安排的被动行为者成为独立生产经营者,是具有独立利益的经济主体。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农村生产经营方式和管理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发生了变化,这进一步促使农民更加关注切身利益,关注村务管理,关注基层指标的审批,等等。
经济体制发生的改变,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农村发展突破人民公社制度框架生长出了“村民通过自治组织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村民自治制度。在这一制度设计中,“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成为最核心的内容,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饭店的菜都被我们吃光了!”每当聊及2011年3月的村委会换届选举,阳春市春城街道七星村不少村民至今仍然一脸兴奋。
一位周姓村民告诉记者,几乎所有参选者都曾请村民吃饭,“天天请,吃了四五十天。”他说,一般由村小组长先挨家挨户通知,告知“今晚谁请,去哪个饭店吃”,“男女老少、亲戚朋友都去吃饭,反正不用钱。”
与村民自治等制度输入类似,在城市反哺农村的大旗之下,近年来,各路资本纷纷瞄准农村的巨大市场,或投资兴办实业,或打造农业品牌,农业突然间从弱势产业变为朝阳产业。然而,热闹的农业资本狂欢背后,却很难能觅到农民的笑脸。
2004年和2006年,国际知名的投行高盛策略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投资国内肉制品加工企业雨润和双汇,当年号称投资2-3亿美元。当时业内人士就做过估算,按照行业认可的利润计算,单靠养猪要收回如此巨额投资,需要出栏140-350万头生猪,这大概是14-35个万头猪场10年的出栏量。如果按照8000万元收购3000头母猪存栏的价格计算,假若3000头母猪每年能提供6万头上市肉猪,大约需要13-22年才能收回成本。然而,高盛“醉翁之意不在酒”。随后,高盛即同意卖掉所持有的双汇半数股权,有消息人士称,高盛当时投资2亿元,后以约10亿元转让一半股份,仅此部分,这3年间就已获利9倍。
事实证明,这种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投资,难以为农业从业者带来的真正收益。
无论是制度输入,还是引导资本下乡,种种对农村的“温补”政策要想取得成效,就必须充分尊重农民的话语权,尊重乡村的民主机制,特别是要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盘活农民的土地和房产等资产,否则只能是隔靴搔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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