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12日,家在湖北农村的张老汉,跑到江苏南京看孙子,不料儿子从车站接到他后,在外面转悠,晚上带他去宾馆。张老汉觉得是儿子嫌他穷,怕带回家丢人。
对于这起“子嫌父贫”事件,有人评论称,故意掩盖自己的出身暴露的只是骨子里的虚荣和不自信。真正让人纠结的却是这样的行为背后所代表的一个群体的自我矮化。
在2011年5月南方农村报发起的“谁是农民”大讨论中,读者和专家就“农民”一词是否含有歧视意味各抒己见。
有读者说,以前,“农民”称谓的背后隐含着社会歧视,但现在已经发生变化,它只不过是一种称谓,并没贵贱之分。在现实社会中,农民不但没受到社会歧视,还成为“双肩挑”式的人物。他们既安心搞农业生产,还为各行各业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为这个社会奉献了很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农民已经不再是弱势群体,而是正在发挥着更大的社会作用。
也有读者说,农民被人指为“多生猪仔”的群体,不仅被蔑视,还被当成“唐僧肉”。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认为,农民在传统社会当中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士农工商,农民排在第二位,但解放后,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划分,农民失去迁徙自由,成了被束缚在土地上的“二等公民”。改革开放后,农民获得了自由种地、自由进城等机会,却仍未享受与市民身份相对等的一系列社会福利,无法摆脱“二等公民”的色彩。
“农民?”对于来自广州白云区的大四学生冯辛辛而言,这称呼令人困惑。大学就读于华南农业大学农学专业,家里又是农业户口,冯辛辛尽量想对这个称呼保持亲切自然,不过,在与记者的片刻聊天中,冯辛辛还是对这个称呼表示婉拒,“又不是回去种地,这种称呼肯定感觉很怪。”
事实上,不愿被“涉农”,原因在于“农民”俨然具有种种标签色彩:廉价的劳力成本、弱势的社会地位、落后的生活方式,等等。这种标签化表现得最露骨的,是“凤凰男”的出现。他们本来代表着一种农村人“出人头地”,用知识武装从而扎根城市的“成功样本”。不过,百度一下,在大量都市“孔雀女”火力十足的讨伐中,奋斗至此的农村“凤凰男”依然难以逃脱种种“落后习性”的标签:自卑、排外、自私、吝啬……
产业纽带之下,“农民”们心态也各异。一些嗅着财富气息奔农业而来的投资者们,显然毫不介意这样一种称呼。从2005年开始,东莞市莞香园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东晓在东莞开发了1000多亩的沉香种植。“被称为农民?没所谓啊。关键是能做成功,就证明你的本事。行行出状元嘛,在东莞,很多穿着短裤拖鞋,开着大奔去五星级酒楼喝茶的人,就是农民。”他说。
“称为农民,别人多少有种贬低你身份的意思吧。不过自己不在乎就行了。”惠东农户朱海源表示。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胡靖认为,“农民”一词本来并不带有歧视色彩。本质在于,经济地位决定了社会地位,绝大多数农业从业者的相对贫穷,带来了这一称谓在今天的感情色彩。在美国,规模化农业下,农民就不会带上“歧视”色彩。
□本版撰文 刘龙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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