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高考改革而言,真正的压力不仅应来自应试教育弊端产生的局促感,更应是多元社会下人才选拔方式应该如何自我更新的拷问。现时代,一方面,伴随社会阶层的分化与民主理念的传播,高考的确不应再是一座独木桥；另一方面,在阶层流动制度资源依然稀缺的前提下,高考仍然需要为程序正义而苦苦支撑。
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教育部长袁贵仁表示,高考改革方案已有初步意见,将力争在今年7月底之前出台。7月已过,此事仍无消息。这不是教育部在这个问题上第一次“爽约”(8月8日《南方周末》)。
无论是站在国家抡才大典的历史高度,还是基于知识改变命运的个人视角,高考都是观察、解读中国社会的一张重要切片。在喷涌的改革活力中,在创新的时代主题下,高考同样需要通过政策的完善和调整来向世人展示其“与时俱进”的制度品质。然而,无论是声讨应试教育种种弊端的“旁敲侧击”,还是控诉“一考定终身”制度残酷的“正面进攻”,“四面楚歌”的舆论压力似乎并没有唤起高考“破釜沉舟”的改革决心。相反,在教育行政部门与相关官员对于高考改革方案屡屡开出的一张张空头支票中,人们看到的不过是一场场公权与民声的拉锯与周旋。
毋庸置疑,自新中国成立,特别是1977年恢复全国高校统一招生政策以来,高考在保持制度稳定性的同时,也通过悄然之变不断完成自我更新,以回应教育发展与时代变迁提出的挑战。从全国一张卷,到实行分省命题；从赋予部分高校自主招生权,到逐步清理高考加分项目——变与不变之间,高考在成就了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沧桑巨变的同时,却也陷入了争议漩涡中。按照现行的制度设计,高考作为基础教育最为重要的出口和高等教育最为重要的入口,扼守学校教育体系的咽喉,也是决定中国教育成败的枢纽性因素。然而,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在不少人眼中,都已经“病得不轻”。从幼儿园开始的优质学位争夺战硝烟滚滚,课堂之外各种层次的补习班、竞赛班铺天盖地,重智育、轻德育的沉疴痼疾始终未能根除,大学科研创新能力离国际先进水平差距明显,诸如此类,寻根溯源之下,高考制度往往成为众矢之的。从一考决胜造就“现代范进”,到加分乱局助长“拼爹之风”；从分省录取引发的高考移民浪潮,到文理分科导致的知识结构分裂,高考似乎已成一株必须大刀阔斧进行修剪的病树。
相对公众的翘首企盼,此番教育部长在高考改革方案出台时间上再放舆论“鸽子”,似乎有些自讨无趣。然而,虽然践诺必行是一个负责任政府的重要行为准则,虽然官员面对公共媒体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理解为金口玉言,但联想起《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条例》等等至今难产的制度创新承诺,高考改革方案并非“望梅止渴”故事中的唯一桥段。而我们更愿意相信的是,对于如此牵动上至国运下迄民生的重大举措,官方对于高考改革方案已经有些自乱阵脚的审慎而积极的表态,折射的是多方角力下的利益胶着,是决策者对最佳改革时机和最优改革方案的耐心寻找。
在中国,高考不仅仅是一场持续2-3天、凭借几张试卷便可决定数百万莘莘学子人生命运的一场教育考试,而更被赋予了维持社会阶层间正常流动机制、托举社会公平正义底线的千钧重担。而这,理应成为高考改革方案制定过程中必须被贯穿的一条原则。伴随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优胜劣汰”的自由竞争理念对教育资源分配格局的冲击作用也越来越大。虽然政府致力于推动城乡义务教育资源的均等化进程,并通过“就近入学”等方式化解愈演愈烈的择校风,然而一系列措施的实施却因忽视了政策的完整性和治理的系统性往往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偏颇与狼狈之中。在社会现实中,权力与资本逐渐成为个体教育软环境搭建过程中举足轻重的因素。当“龙生龙凤生凤”的生物遗传在教育领域异化为穷富阶层子女起跑线上的劣势优势时,社会便已经向“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新门阀社会悄然滑落。而在现阶段,能够有效阻断社会垂直流动固化趋势的重要机制,便是高考。虽然偶有作弊、替考丑闻曝光,但高考的浩大规模,足以稀释其对于制度本身的负面影响。因此,无论高考改革方案重心在哪里——是否进一步放宽异地高考限制、是否取消分省命题制度、是否继续扩大高校自主招生权,都必须在保障高考的权威性、严肃性和公正性上不能有半点退步,高考在维持社会成员向上流动制度机会均等的“底线”价值丝毫不能放弃。
从含辛茹苦的陪读大军,到准军事化的高考“神校”,全民教育狂热的背后,并非只是高考带来的心态畸形。制度设计层面的高考改革,固然以对应试教育的深刻反思为起点,但高考改革难以担当起让基础教育脱胎换骨的重任。教育资源配置的严重不均衡、基础教育对中国传统学校及前苏联教育模式的因袭痕迹过重,均是病因。
从汉代的察举,到魏晋的九品中正,再到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平民社会的崛起带来了选才方式的鼎革。同样,高考不可能独立于社会现实和时代变迁而存在。对于高考改革而言,真正的压力不仅应来自应试教育弊端产生的局促感,更应是多元社会下人才选拔方式该如何自我更新的拷问。现时代,一方面,伴随社会阶层的分化与民主理念的传播,高考的确不应再是一座独木桥；另一方面,在阶层流动制度资源依然稀缺的前提下,高考仍然需要为程序正义而苦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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