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农村报记者 喻珺

　　基因编辑技术为育种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日前，2024中国种子（南繁硅谷）大会系列平行专题研讨会之国际种业专题报告会（国际植物育种创新圆桌会）在海南三亚召开，来自多个国家的专家及产业相关人士，围绕基因编辑技术进行深入探讨。
基因编辑技术应用前景广阔
 　“袁隆平先生花近20年的时间在野外寻找到了一株水稻突变体，之后又用近20年的时间把突变体加以育种利用，成功开发了第一代的杂交种技术。而这个技术由于恢复期和保持期难以建立，95%的材料都不能使用。但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创制的编辑器，可以很快地解决恢复期、保持期的关系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所作物基因编辑中心主任谢传晓介绍，农业前辈花了40年时间解决5%的品种实用性问题，利用基因编辑大概只需要2年时间，就可以解决100%的问题。
　　“基因编辑的优势就是快和精准。”齐禾生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首席技术官赵天萌表示。对比转基因的成本高、改良性状有限，基因编辑成本低、周期短。
　　基因编辑技术作为现代农业研究的前沿领域，可应用于改良作物的形状。
　　国际水稻研究所首席科学家伊内兹·霍滕斯·斯拉梅介绍，她们已经将基因编辑应用于木薯、土豆、香蕉、水稻、玉米等作物，进行抗病性品种开发或用于提高食物中的微量元素含量。
　　“中国的研究结果很丰富。无论是从递送系统到底层工具酶，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并应用于新品种创制中。”谢传晓介绍，团队通过基因编辑已改良了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的重要性状，并开发了第三代杂交种，未来将探讨如何产业化。
全球监管方式不一致
　　目前，对基因编辑等生物育种的监管政策，全世界不一致。
　　欧洲基因组编辑可持续农业组织执行经理瓦娜·迪玛表示，欧盟正在研究对所有新基因组技术进行监管的法案，并计划将改造后的植物监管法案分为两类，一类不受转基因法规监管，另一类仍受监管。
　　“美洲有些国家则根据产品用途，采取不同的监管方式。”美国种子贸易协会高级副总裁周凡丽介绍，例如，加拿大和美国有三个部门进行监管，主要针对最终产品，而不针对生产方法。
　　“我国从研发到生产、加工、进口进行全链条的管理。”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处研究员宋贵文说。现阶段，我国对基因编辑作物的监管仍是在转基因的法律框架下进行。此外，《农业用基因编辑植物安全评价指南（试行）》将转基因作物和基因编辑作物做了划分，明确没有引入外源基因的基因编辑植物应适用该指南，而引入外源基因的基因编辑植物应适用《转基因植物安全评价指南》。
　　尽管基因编辑已成为遗传育种主要技术基础，但距离商业化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要解决法规、公众接受度等问题。
　　科迪华全球基因编辑法规高级总监凯文·迪尔认为，全球的监管方法是否统一，会影响商业产品开发的规模和全球技术应用率。作物科学亚洲协会北京代表处执行总监赵强表示，监管政策跟商业化互相促进，是行业内的共性诉求。“中国的转基因商业化刚刚启动，大家也期望基因编辑商业化的监管程序能进一步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