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箕村的最后留守户李健明说三年的“斗争”让他完成了由村民到公民的转变。此言或许不虚,毕竟,其学会了如何与政府打交道,如何站在法庭之上熟练地援引诸般法条为物权之神圣而慷慨陈词。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现有的官民谈判模式下,“钉子户”妥协的背后,往往不是纯粹物权纠纷的化解,而是解读空间广阔的利益博弈。
7月23日,广州市杨箕村的最后两家“钉子户”李健明、李启忠开始收拾屋子,准备月底迁离。5月下旬起,广州市越秀区的两位官员到杨箕村的废墟,找李健明谈了20多次话。李健明与家人多次商议后,最终决定从实际出发,签署拆迁协议。杨箕城中村改造启动之后,仅两个月就完成了98%的拆迁签约量。可完成剩下的最后2%,却用了3年时间(7月24日《南方都市报》)。
当古老的乡村社会遭遇中国式城镇化激流,会碰撞出什么奇葩景观?杨箕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答案。高楼逼仄之下,这个城中村身上所散发出的最后一股乡村气最终湮没在机器的轰鸣中,电线斜织的握手楼宇、川流不息的狭窄小巷、烟熏火燎的街边烧烤,都已成为只供品味的村庄意象。虽然对于杨箕村来说,广州城市的扩张步伐早就将这里的田园生活荡涤得七零八落,但当村庄被夷为平地等待破茧一刻的时候,“急转弯”的杨箕仍然给舆论制造了足够的舆论话题——官民之间的权力博弈、村民内部的利益碰撞,连缀成一部精彩的“杨箕村演义”。如由于被认为阻挡了村庄改造步伐,留守村中、拒绝拆迁的少数村民不仅被有关部门断水断电,还曾被其他已签协议的村民挖沟断路——一个被城镇化之手撕裂的熟人社会跃然于公众眼前。
不过,相对于上述剧情,更值得关注的是最后“钉子户”与政府的谈判过程,特别是其达成最终协议前,双方如何向利益平衡点逐渐滑动。换句话说,“钉子户”究竟从马拉松式的“执著坚守”中斩获得了哪些利益——这才是杨箕村拆迁故事的情节最高潮。毕竟,在“钉子户”们最终放弃与公权对峙的诸般理由中,相对于向政府抬高要价,不想继续熬下去或者突然“觉悟提高”的解释,略显苍白。而面对这种秘密博弈,公众更愿意相信“钉子户”们是在拿到了他们可以接受的补偿方案之后才为拆迁者闪开了一条路。
而当“钉子户”们神秘的背影最终被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逐渐掩盖的时候,更多的疑虑或会在被拆迁者中蔓延。如果政府是以给予额外补偿的方式获得了“钉子户”的妥协,那么其对之前早早签订协议、乖乖接受拆迁条件的众多村民来说,无疑是巨大的不公。一旦由此所生发出来的不满情绪蔓延开来,不仅会影响社会稳定、公权部门此前的努力功亏一篑,更会树立一种坏榜样、恶规则,让“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深深固化在人们的脑海中。多米诺骨牌一旦被推倒,“钉子户”越来越多,拆迁难题更为无解。
同时也要看到,“钉子户”的存在,不仅在于“人心不足蛇吞象”的道德层面,更是半市场化不动产交易必然诞下的一个怪胎。在征地拆迁中,由于交易主体无法进行平等谈判,一般是由政府提出标准,或强塞给村民,或通过各种非经济性手段逼村民就范。特别是在农村集体所有制下,由于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对分离,这种做法会造成村庄内部矛盾丛生,一部分村民便可能成为“钉子户”。
杨箕村的最后留守户李健明说三年的“斗争”让他完成了由村民到公民的转变。此言或许不虚,毕竟,其学会了如何与政府打交道,如何站在法庭之上熟练地援引诸般法条为物权之神圣而慷慨陈词。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现有的官民谈判模式下,“钉子户”妥协的背后,往往不是纯粹物权纠纷的化解,而是解读空间广阔的利益博弈。
任何交易都必须以公平为基础。集体所有制决定了同一村庄内的村民在征地拆迁问题上,拥有共同的交易前提和交易环境,而并非如同股民那样可以持币观望,等待牛市到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钉子户”可以有,但其对权益的捍卫不能成为获得法外利益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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