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论 |
　　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7月25日在京召开。会议提到，人民法庭要依法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农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促进在城镇稳定就业生活的农民自愿有序进城落户。要推动落实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同工同酬，依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和其他劳动权益。（7月27日《北京青年报》）
　　最低生活保障是社会救助的核心制度安排，是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一项基础性制度。早在2012年，民政部就印发了《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办法(试行)》，保障困难群众的实际需要。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城市低保和农村低保“分道而行”，最显著的差别在于救助金额的不同。目前全国城市低保平均标准为8328元/人·月，农村低保标准为6150元/人·年。坚定不移地加快推进低保制度城乡统筹，是适应民生制度改革的新要求，也是缩小城乡差距的需要，更是践行以人为本的诉求。
　　事实上，《劳动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同工同酬。此外，《劳动合同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被派遣劳动者享有与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同工同酬的权利。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城乡劳动者同工不同酬的问题，仍然普遍存在，农村劳动者收入明显偏低，且在农民工身上表现得更加突出。在同一个单位，干同样的活儿，派遣工和正式工、农民工和城镇工、编制外和编制内，收入甚至会相差10倍。
　　比如，在广东省惠州市供电企业有两兄弟，哥哥是正式员工，月薪几万元；弟弟是派遣农民工，一个月只有几千元。两个人在一个地方干活，做着一样的事，但收入为10∶1。同工不同酬，人为地将员工分成三六九等，这种“按身份分配”的做法，违背了按劳取酬原则，构成对一部分劳动者的歧视，侵犯了他们获取劳动报酬的权益，也损害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同工不同酬的长期存在，不是市场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制度是人设计的，即便是我们短时间内不能彻底清除这种不公平，也该让人们看到艰难前行的脚步和希望。问题是，先有《劳动法》对同工同酬的规定，只是停留于一个原则性要求层面，并没有明确法律界限和法律追究的具体惩罚机制；后有《劳动合同法》的出台，依然没有对同工同酬给予具体明确的规定，一如《劳动法》的模糊笼统界定。体制转轨的不到位，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似乎预示着同工同酬的实现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低保告别城乡有别，是兜住兜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要求，也是公平正义的应有之义，但删除城市低保和农村低保的概念，并不等于完全消除了低保工作的城乡差异。下一步，还要从实际出发，认真抓好《办法》的落实，指导地方推动低保制度城乡统筹发展，继续集中力量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将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一个不漏地纳入低保范围，确保“应救尽救”，织密扎牢托底的民生“保障网”，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秩序安定有序。相关工作实践和制度建设步子也应该迈得再大些，再快些，让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共享发展成果，在民生改革中不掉队、赶上来。　　　　　　 （作者闻夕，时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