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长篇小说《繁花》之后，金宇澄于2017年推出了非虚构叙事集《回望》。如果说《繁花》让人沉醉于1960至1990年代上海的无数个传奇故事中，那么《回望》则将视角回撤到作者的生命之根里，深情回望了“父母”一代的人生经历。在《回望》中，金宇澄旁搜博采各类图文资料，包括父母的照片、书信、日记以及相关学术著作，以近乎科学研究的方式从各式各样的记忆断片中“缀合”了父母“密密麻麻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话说，此书旨在“远看一个普通的青年人，如何应对他的时代，经历血与牺牲，接受错综复杂的境遇和历史宿命，面对选择，从青春直到晚年”。金宇澄父母的一生，恰好完整经历了二十世纪中国最为波澜壮阔的一段时光。因此，个体在岁月沧桑中的“境遇”及其“应对”与“选择”，也就天然地与某种历史的图式与势能联结在了一起，从而使得对于个体经历的讲述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个”的价值，而具有了一种“群”的意义。书中的“回望”虽止步于“文革”爆发，远未彻底完成，但父母一辈所经历的哀乐人生与寂寞历史，却早已被拓展蔓生的细节勾勒得动人心魄，况味悲辛。而这部深翻于记忆地层之间的作品，也为后来者提供了若干凝视历史的门径与支点。
　　金宇澄的父亲金若望出生于江苏黎里的没落地主家庭，他的学生时代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而提前结束。他曾是“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义勇军”的成员，“皖南事变”后转移至上海成为了一名中共地下情报工作人员。1942年日共地下组织在东京暴露，亦即著名的“佐尔格案”发生之后，中共上海情报科的日裔中共党员中西功和西里龙夫被捕，并供出了与他们有联系的南京、上海两地情报人员。金若望因此被日军逮捕，在经历了严刑拷打与刑讯逼供之后，侥幸保住了性命，开始了疾患交加的牢狱生活。1944年，他虽借“重病保外治疗”的方式得以出狱，但终其一生却都难以摆脱曾经“叛党”与“变节”的猜疑。自1955年因“潘汉年案”被重新隔离审查之后，他十余年来数度申诉，其间也不免再次惹上牢狱之灾。
　　在《回望》中，金宇澄以第三人称的视角，讲述了父亲跌宕起伏的传奇经历，尤其是父亲突然被捕接受刑讯一节，节奏紧凑，令人屏息，格外可见金宇澄的文字功力。当然，历史本身的紧张感也跃然纸上。值得注意的是，金若望的经历固然传奇，但在金宇澄的笔下却一丝一毫都未沾染时下谍战剧的媚俗气息。从写法上来看，作者的态度是极为严肃认真的，甚至把对于父亲的温情都压在了纸背之下。他在文本中直接插入了大量文献资料，“材料名称、出处都放在引文前面，既像是引、也像是注，很有意思。有点像围绕一件事七嘴八舌的插话、讨论”（《金宇澄：文学就是回望》，《南方都市报》2017年1月8日）。他让材料之间互证、互补甚至互驳，尽力还原了记忆的原生态、参差性与“在场感”，从而形成了一部所谓的记忆“毛边本”。比如，对于日籍中共党员中西功，书中罗列出了截然相反的评价：《党的文献》指出中西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即使被捕入狱也坚持进行英勇斗争；而《吴成方谈话摘要》（注：吴成方是金若望从事地下工作时期的领导）则指出中西功等人情报的价值极为有限，是后来被夸大了的；父亲在“抗战时期上海情报史座谈会”发言中又提到，中西功被捕后对情报部门地下党员造成了事实上的伤害，应当给予客观评价，不能隐恶扬善、不分是非。这些历史材料的对读，让读者尽可能地体会到历史内里的丰富性。但与材料的丰赡相比，金宇澄的笔法却极为克制，并未轻易给出只字评价。即便这里直接涉及到了自己父亲的政治声誉，他也是抱着一种“实录”的史传精神，留给读者进入、理解与评判历史的自主空间。
　　所谓“历史”，往往并非均质连续的时间河流，而是产生于人与史互动的紧张瞬间，特别是那些个人遭遇外部世界时拼搏挣扎的瞬间。在历史书写中，这些有待讲述和清理的动态瞬间通常包含了最大的容量与延展空间。因此，记忆中的“紧张瞬间”也就成为了历史中的“关键时刻”。只有在回望这些瞬间时，历史才是在场的。《回望》中关于父亲的讲述，便是对于这些“紧张瞬间”的重新打开。其间打开的是个体的生命史，同时也是二十世纪中国的“大时代”，更是浮沉于“大时代”的沟壑中的人的境遇与选择。
　　当然，紧张感虽是一种历史书写的动力，但其表现形式却并非仅有高度戏剧化的命运这一种。与父亲命悬一线的生命“瞬间”相比，母亲的口述只是“记录了一个普通上海女孩的时光之变”。金宇澄的母亲本名“姚志新”，小学时改名“姚美珍”，初二时自己改作单名“云”。在几十年后，她曾经感慨，“这个名字有彷徨无定之意，名如其人”。她的人生经历的重述，便构成了对于另外一种形式的“紧张瞬间”的打开与呈现。
　　母亲的人生故事虽然平淡不少，却依然由与大历史互动的“紧张瞬间”构筑。母亲一节，以“我”的口吻自述，风格一变，平稳沉静。母亲姚云就读于上海建承中学时，因与投身革命的初恋情人唐凌生有书信往来，被日军搜捕，情急之下决定潜逃出上海，投奔新四军。结果临走之前计划泄露，在咖啡馆被大哥带走，未能离沪。1949年大学毕业前夕，她决心于复旦大学肄业，报名参加华东军事政治大学的“短期训练班”，理由是“以往因我没有离沪，影响了投身革命的热情，这次要下决心改造思想，适应形势”。个人必须适应历史形势，虽然她与革命的形势始终有疏离之感。在南京集训期间，她日夜想要离开军营，回归上海的平静生活。如愿返沪工作之后，她参加了1957年的机关干部下乡劳动锻炼，经历了她前所未知的农村光景。而最让人触动心弦的，莫过于1955年丈夫金若望因牵涉“潘汉年案”被突然带走时的天崩地裂之感。这些“紧张瞬间”真实再现了一位普通上海小姐进入历史的节点、方式与姿态。换言之，这便是属于她的历史。在沉静的回望之际，原子化的“个体”取代了历史的“主体”，在国族叙事的裂隙处，打捞出了或隐或现的细部，在个人与时代之间，弥合出了一份专属的历史记忆。
□李静（本文有删减）
　　人，往往容易被历史所忽略。　　　　　　 视觉中国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