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乡土社会“礼治”得以通行，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必须以传统的方式来应对日常生活中的矛盾纠纷。在一个快速变化的社会，因为社会环境的改变导致传统的效力日益淡化，很难再能有效应对新出现的各种复杂问题，这时候就出现了“法治”。费孝通先生也敏锐地提醒道：“中国正处在从乡土社会蜕变的过程中，原有对诉讼的观念还是很坚固地存在广大的民间，因之使现代的司法不能彻底地推行。”近代司法及法律主要是从西洋搬过来的，无论从法理根据和施法方式与中国传统社会都有相当的距离，有一个漫长的磨合过程。“乡间认为坏的行为却正可以是合法的行为，于是司法处在乡下人的眼光中成了一个包庇作恶的机构了。”
　　费孝通以传统乡村打伤奸夫的事件为例，论述了“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建立起法治秩序。法制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不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
　　诚如费孝通先生的预言，中国乡土社会近代发生了非常剧烈的变迁，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乡村基层治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礼治社会步履维艰地迈向法治社会，也从社会管理逐步走向社会治理。
□包路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