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闲话春秋 |
　　状元——科举的进士一甲第一名。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只考了五甲第九十名（《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名次极低。而他同榜的一甲第一名王佐却默默无闻，提起他，只说是朱熹那科的状元。
　　进士名次的高下并不全凭才学，有时是由考卷外的因素决定的。唐朝科举考试的制度并不严密，举子考试前可以把诗文呈给考官看，谓之“行卷”，甚至也可托人去说项。例如诗人杜牧，未第前已有文名，太学博士吴武陵特意为他去拜访主考侍郎崔郾，朗诵其《阿房宫赋》，称赞其为王佐之才。崔听了也大加称赏，吴便乘势请崔定杜牧为状元，但崔却说已有人了。吴说：“不给，就请给他第五名吧。再不肯，就请把赋还给我。”辞容激烈。崔道：“诸生都说杜牧为人不拘小节。不过我还是敬依所教，不敢换了。”榜发，杜牧果然中了第五名（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六）。从这个故事看来，那时进士名次是可以由考官事先预定的。杜牧因为名誉不佳，失去了状元。
　　常言道：“不愿文章中天下，但愿文章中试官。”似乎进士的录取及其名次是由试官的眼光来决定的。但纵观科举史，状元的定夺最终还得服从最高统治者的意旨，皇帝对文章的独嗜、对举子颜值、姓名、行第、籍贯、品行的重视等都可能成为得失之由。
　　皇帝对文章的看法不同于考官而加予夺的，以宋代说，高宗一人就有两例：
　　绍兴十五年，刘章廷对，考官定其级在第三，高宗读其卷，擢为第一（《宋史》卷三百九十《刘章传》）。
　　绍兴二十四年殿试，秦桧党羽本想取秦之孙秦埙为状元，张孝祥次之。高宗读秦埙策问，觉得都是鹦鹉学舌他祖父的话，于是便擢张为第一，而秦改为第三（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六、《宋史》卷三八九《张孝祥传》）。
　　明代选拔状元还特重相貌，如建文二年廷试，本定王艮为状元，皇帝嫌其貌丑，换成了胡广，改王艮为第二（郭良翰《续问奇类林》卷一六）。
　　还有以貌取人而闹了笑话的：正统元年丙辰殿试，大学士杨士奇定了一甲三人的卷子，尚未定谁为状元，问同僚说：“有认识周旋的吗？他相貌如何？”有人说：“面白而伟。”于是杨就定周旋为状元。谁知周旋容貌甚丑，唱名那天，大家都大失所望。原来是把周旋误听成美男子周瑄了（顾鼎臣、顾祖训《明状元图考》卷二）。
　　传统戏曲中的状元郎无不年轻漂亮，所谓“自是嫦娥爱少年”，故皆由小生扮演。流俗的这个印象、剧本中的这个窠臼，大概就是从明代开始的吧？民间甚至还以今度古，编出唐代钟馗因貌丑而失去状元愤而自刎的故事（烟霞散人《斩鬼传》卷一）。
　　状元头衔的得失，虽如上述，并不全凭真才实学，但进士是在全国范围内选拔的，大致三年一次，名额只有二三百人。能获一第的都已是今人所谓的“学霸”了，而状元是“三百人中第一仙”，更是“学霸”中的“学霸”，智商超群、文才优异还是不可否认的，其中的杰出人物在历史上不乏其人。如唐代的大诗人王维、大书法家柳公权、宋代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陈亮、民族英雄文天祥，明代的大才子和大学者杨慎，清代的两代帝师翁同龢、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张謇等就都是状元中的佼佼者，他们考取进士第一堪称实至名归。
□唐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