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宏旺
3月13日下午。北京人民大会堂。柱高殿威,以等额选举产生的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领导班子浮出水面,贾庆林微笑致谢。同一时间,茂名市茂港区小良镇排岭村委会马户村。屋横路斜,村店的双掩木门左贴尉迟敬德,右贴秦叔宝,李银华老人打着赤脚坐在门神下的石凳上,手捧印有“第301期综合资料”的马报,马报上密密麻麻的小字吸引了他全部的目光。农民与两会,似乎隔得很远,在同一块时间底板上,划出了两道平行线。
3月19日上午。南方日报社主楼16楼的会议室,农民与南方农村报邀请的全国人大代表电话连线,现场电话不断,农民与两会,似乎又很近。在两条平行线上,外部力量牵线搭桥,沟通了本来遥远的两端。
不知两会开幕时间
“不知道!”“什么?”3月13日上午,记者走进茂名市茂南区公馆镇,下午,记者走进该市茂港区小良镇马户村,询问两地农民对于正在举行的全国政协第十一届一次会议和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了解情况,试图说服他们填一下问卷时,遇到的大多是这样的回答。
公馆镇艾至村的65岁老人阮诗高正为自己养的几十头小猪发愁,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小猪会连拉几天肚子而好不了。记者苦苦劝说,他终于耐下心来浏览记者提供的问卷,可是两会的那些名词对他来说实在太陌生,“真的不知道!”才看了几行,他一气之下丢下圆珠笔就走人。
在回收的38份有效问卷中,没有一个农民说出今年全国“两会”的开幕时间,更没有一个回答出政协和人大开幕哪个先哪个后；没有一个农民正确回答本次“两会”是哪一届中央政府换届。“换届?换谁啊?”公馆镇艾至村的一个梁姓农民反复追问记者。
茂港区小良镇马户村的村店前面已经挤满了人,李来庆村长要村民填问卷,但大家对填问卷本身的好奇超过了对问卷上“两会”的热情。
一位母亲抱着小孩坐在麻将桌旁,她告诉记者自己没有看电视也没有看报纸,不知道“两会”的情况。
最关注农民工培训
在“农民最关心的议案或者提案”当中,以下三项居前:第一,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的提案“建议通过民办教育培训农民工”,共有23位选择,占61%；第二,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的提案“建议建立农业生产恢复应急体系”,共有17位选择,占45%；第三,邢普的“每人发1000元补贴CPI高增长”,共有15位选择,占40%。
农民工的培训最受农民关注,因为农民有迫切融入城市的愿望,而户籍和人力资本等条件的限制导致了这一进程的受阻；今年的低温冻雨天气同样给茂名农业带来巨大影响,据茂名市水果局种植科科长刘付峤介绍,仅龙眼一项,就损失一半以上。“建立农业生产恢复应急体系”这一提案,受到农民的欢迎。而耐人寻味的是,提出这两个提案的,都是身家早已过亿的企业家。
来自上海的政协委员邢普今天提出举国瞩目的“每人发1000元补贴CPI高增长”的提案,农民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尽管没人知晓CPI为何物,甚至连提案的概念是什么也不了解。“发钱了,每人一千块!”李来庆村长用最通俗的话向村民喊,此招果然见效,村民一阵轰笑,七嘴八舌议论起来,他们大多不相信有这么好的事情。“有那么多钱么?你说,有那么多钱么?”一个村民张大眼睛质问记者。
望温总理身察民情
共有27位农民回答了“你最希望解决什么问题?你目前最关心什么问题?”(多选),其中24名回答是“饮水困难”,占89%；6名回答是“涨价”,占22%。马户村没有水井,更没有自来水,村民全部从沙朗河里直接打水饮用。一到下雨季节,猪粪与垃圾充斥河面,水质会受到严重污染,村民的饮水便出现极大困难。“已经打了几个报告了,没有结果。”马户村村干部李立培向记者表示。而他这些诉求,并没有被人大代表了解到。
而当被问到“如果你有机会向温家宝总理提建议,你最想说什么?”这一问题时,李亚科等六名村民重重地写下了“城市工人与农业工人同样同命运”。马户村总共有156户农户,1100多人,主要以种植水稻和蔬菜为生。村干部介绍,该村一年农民人均务农收入最多约600元,一般都是400元,在农业比较收益如此低下的困扰下,村民纷纷选择出去打工,初中毕业到60岁以下的,基本都外出了,整个马户村,共有400人在外打工。在这样一个大多数青壮年都外出打工的村落,留守的农民同样感受到来自城市一端的亲人所受到的歧视和压力。
而在本届两会中,无论是政府工作报告和提案议案,都没有涉及相关的制度安排,户籍制度依然决定了农民工与城市人的不同命运。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共有2987名,经过30年打拼,经历前后两代人的农民工群体终于出现了三个代表,占0.1%,而农民工人数为2.1亿,占全国人口的16%以上。
李华章则写道“想总理能到各地身察民情,尽量不动官方为准。”
“跟官员一起能看到什么东西呢?”他反问记者。
农民对话代表
据报道,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工人农民563名,占2979名代表总数的18.89%；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工人农民551名,占2984名代表总数的18.46%。而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仅农民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就为57%,农民代表的比例远远达不到其占人口的比重,而且其中许多所谓的农民代表,并不是来自一线的农民。
庞大的农民人数对接着一个相对狭小的渠道,农民的参政议政热情得不到有效释放。而一旦渠道打开,他们的热情便得到空前爆发。3月19日,《南方农村报》继3月1日后又举行了一场“农民对话全国人大代表”活动,全国人大代表、高州市人民医院院长钟焕清来报社接听农民电话。从十点到十一点半,在短短的一个半小时内,总计有15个农民打进电话与钟代表交流。“好像中了五百万一样!”五华县的张姓农民打进电话确定是在跟钟代表交谈后,感慨地说。
更有农民不满足电话交谈的方式,寻求与代表的面对面沟通。闻知全国人大代表要来南方农村报,东莞石碣镇的四位农民早上六点就起床,在钟代表来之前就赶到了报社,他们反应猪场拆迁、政府征地等问题,“农民的救星,人大代表回来了”,他们在材料上写道。
不过,钟代表一进入会议室,电话铃声就响起,并且基本没有停歇。第二次来报社找人大代表的刘林耀手拿材料,在钟代表身边徘徊,他逮着一个电话挂断的机会想把材料递给钟代表,可是才一出手,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只能无奈地回到座位上。而另外一个农民李树生因为起床太早产生困乏,趴在会议桌上打瞌睡。
“农民直接对话人大代表,在我们那边引起很大的反响。”李树生表示,“希望代表把我们的心声带到北京去。”
在这样近距离的接触中,农民似乎可以感受到刚刚闭幕的两会的体温,然而能否真正解决自己的问题,似乎并没有把握,一个更直接、更制度化的参与渴望在他们心中埋下了种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