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英
读了《南方农村报》记者王宏旺先生关于广东四会农村镇政府合并的报道(见本报今日第18版),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一个镇政府的建制撤消了,一方百姓的公共服务机构没有了,百姓办理公共事务更不方便了,何喜之有?四会我没有去过,即使读了记者的报道,也不敢判定那里的江林镇是不是该撤消。但就全国范围来说,在城镇化大背景下,一部分乡镇被撤消,合并成更大的镇,应该是一种趋势。对这这种趋势,我总是乐观其成。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如果一方水土养不了人,人就要弃土而走。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很多中国人为了躲避匪患或衙门的横征暴敛,生活在深山老林里。在这里,如果没有工商业支持,一方水土养不了富人。不要以为这种地方就是“桃花源”。任何地方的穷人社会,都是依附型社会,人们在精神上所受的奴役一如他们在物质上的贫穷,在城市长大的学者常常不懂这个道理。旧体制之下,农民没有迁徙的自由,进入和平时代,农民仍不被允许随意离开家乡,哪怕他的家乡不能让他富裕。改革开放让农民看到了外面的精彩世界,特别是年轻人喜欢城市的自由空气,于是,他们就要离开祖祖辈辈居住的山乡。农民不相信空头支票,说多少多少年以后,农民在山里也可以发财致富。人生苦短,人们都看重眼前的好处。
中国农民就这样义无返顾地走向了城市,尽管城市的做法还很对不起他们。近10年里,中国农村的常住人口平均每年减少1.6%左右。这几年,山区农民走得更快。有人以为国家有了新农村建设政策,马路修宽了,通信改善了,农民就不动了。其实相反,农民比原来跑得更快了。他们总会发现,农村变好了,而城市变得还要好。因为这个趋势不可逆转,我国很多村一级社区明显地走向衰落,大量住房空了,一些零星土地也被撂荒了。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乡镇合并是完全必要的。
美国上世纪20—30年代是城镇化的高峰时期,也是大量人口奔向城市,接着一些服务机构不得不撤消,后一种情形更加剧了人口向城市迁移。这个趋势中,也有农民感受到失落和痛苦。但这个趋势的后果是美国社会的现代化。抛开某些宗教因素外,美国传统的农村几乎没有了,农业不过就是国家的食品生产车间。美国的现在就是中国的未来,只是我们的历程会大大慢于美国。
因为我们的城市化速度不会太快,大量农民还要生活在农村。如果政府公共服务部门在城市化浪潮的裹胁下离开了一些乡村社区,农民距离政府中心更远了,农民一定会遭遇某些公共服务的困境。这让人忧虑。远比公共服务不便更麻烦的事情,恐怕是乡村社会结构的某种退化。如果一些现代性因素伴随政府中心的远离而相应衰退,那么,某些宗法的、偶像崇拜的、甚至是黑社会的控制力量就会乘虚而入。这又是一种依附型社会状态,一种被主流社会所遗弃的边缘化社会状态。中国的城镇化过程要尽量避免这种状态的出现。
如何防止部分乡村衰落过程中出现的上述留守居民社区的边缘化情形发生,是对奉行“以人为本”施政方针的政府的巨大挑战。我在这里愿支三招。
首先,要实行更积极的城市化政策。要通过调整城市的劳资关系,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并采取积极的措施尽可能让进城农民在城市定居下来,只有这样,留居农村的常住人口才不至于主要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农村社会品质才不至于下降。
其次,通过改革,建立适应山区人口状况的土地产权结构。对于一些人口变得异常稀疏的山区,政府可以出面把集体土地买下来,建立生态保护区,让留下来的少数劳动力转变为守护保护区的政府雇员。对于适合发展旅游业的山区,可以促进土地在农民和旅游开发商之间自愿交易,保护开发商的投资收益。农民可以用土地入股,也可以用土地交易收入在城市投资。放开产权,管住规划,是利用山区土地,发展山区经济的基本原则。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要放开农民的各种自治组织,开发其公共服务功能,用以填补政府留下的服务空白。农民自治要不拘一格。如果人口数量不足,可以让几个村联合自治,以提高公共服务的能力。自治管理机构要按照现在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产生。政府对自治体可以进行经费补助,更应该鼓励志愿者做自治体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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