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
长期以来让各级官员心神不宁的集体上访等群体事件,在拉锯式的反复操练中演化出新品种,那就是“集体跪访”或“群跪事件”。
大连庄河市长孙明,大概是中国第一个被村民跪掉的官员。他的倒霉还在于,下跪的那些村民,压根就没想过要市长下台或难堪。他是被“计划外跪掉”的。如果只有集体下跪这一事实发生,市长也不至于被责令辞职,恰恰是因群跪场面的照片被网络纷纷转载,将此事闹大后才导致此结果。因此,现实生活中的“民跪官”的现象,如果不是被公之于众并引起热议的话,恐怕不会造成某某官员的损失。
近日,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对此事继续进行深度挖掘:4月13日,大连庄河市上千名群众到市政府集体上访,部分群众在市政府门前下跪求见市长事件的照片传开再经媒体报道形成舆论热点之后,村民上访要求彻查的村官被纪检委带走,村里的账本也被封存；而“下跪事件的效应还在庄河持续扩散,孙明市长被免之后的几天内,每天都有大量群众聚集在政府门前,农村历史遗留的矛盾和新形势下涌现出来的新矛盾交织在一起,形成一波又一波上访潮”。
孙明市长对集体上访掉以轻心的一个重要原因,或是因集体上访经年不绝,他已经看惯了这类情况。在村民跪掉市长之后,又有大量民众“乘胜追击”形成了“上访潮”,这可看出,基层矛盾已经深化,政府工作失职失措已久,而当社会矛盾积累到尖锐程度,其“处置失当”绝非仅在一时一事。
庄河市的“群跪事件”产生了示范效应:湖北省公安县三百名教师跪在县政府门前要求转为公办教师,照片5月10日上网,一日内即传遍网络,这事就明显是在“群跪事件”的启发下做出的集体行动。这回跪下的是那些为人师表的“文化人”,理论上这些人应该更要脸面,膝盖骨该比村民硬朗一些。广东化州市的农民也在市政府门口跪求政府官员了(见今日《南方农村报》头版)!于是有人据此预料:群跪方式将风行全国。
跪求政府和官员,根源在于官员只对更高级官员负责,不对其“下辖”的民众负责,民众对官员去留升降没有任何影响,否则,就不会发生民众跪求这样的事。因此,高层权力对“民跪官”不予理睬,也自有他的逻辑。
对民间诉求,尤其是集体上访诉求难以回应和解决的原因,主要是这些问题背后隐藏着“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即便是诉求方频频采取自杀、自焚等“抗法”行为,也难以让利益既得者放弃利益。对访民妥协,揭露、追究“利益集团”只是暂时安抚民众的表象。特殊利益,不可能因一跪而放弃,长期积累的复杂而尖锐的社会矛盾,万不会一跪了之。民间寄希望于跪出一个新局面,或者体制内的人担心跪求的威力,毫无疑问,这都是简单幼稚的表现。
无论肢体有无下跪动作,对官员权力没有制约力的民众,其实一直都在跪着。民众不讲荣辱而跪求,是由于识破和承认这种官民关系的存在。他们无奈地承认,他们的主人翁身份,并未在现实中找到注脚,于是认为跪下去比虚拟的“站立”,可能获得更好一点的待遇、更体面一点的脸面。
跪求让官员感到为难,还有理论上的原因。王朝时代“民跪官”不羞,官打民不羞,官贵民贱是规定好的,理论和实际一点都不脱节,不跪还国法不容,所以皇朝官员心理上均受得起民众集体一跪。然而,当今官民关系虽然未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但“民跪官”却失去了旧时代文化、观念的支撑,由是“民跪官”方得以成为惊动官员的一招民间妙棋。过去跪官是顺服和敬畏权力的象征,跪官的基本都是顺民或者表示自己为顺民。可是,现在情况就不同了。这些跪官的人多半是些别有用心的“刁民”,他们“不要脸”而屈膝,本意是让对面的受拜者感到丢脸,促动对方知耻而为或知耻而不为。
用下跪这种不要脸的、作贱自己的特殊方式,指出对方的“真不要脸”,这种对官员的“侮辱”、示威、挑衅方式,因姿态最低和示弱到极致,而让蛮横的权力一时找不出取缔或弹压的借口,因而跪求一法尚有暂时的安全。不过,妥善解决这种难堪问题的技术性应对措施,估计很快就会被官员熟练掌握并投入应用。即使“民跪官”之风在中国大地上兴起,对官员群体来说也可以不屑一顾。而公民社会中,民众本来就不需要跪求官员,只要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利能得到落实,即可挺立一个民族。而“民跪官”这种事,本来就是草民轻贱的证明,只希望这种被颠倒的官民关系能够早日正常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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