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辅资料市场群雄逐鹿的自由竞争阶段正逐渐落幕,伴随着权力与商业资本的合流,市场杠杆逐渐让位于寻租公权——在特定地域范围内,书商可以手持“经教育部门审核”的推荐目录扩大销量,可以轻松占有某地课辅资料市场的近半份额——与其说课辅资料销售领域开始出现寡头垄断,毋宁说是被权力所荫庇的资本迎来了“丰收的季节”。
◆措辞严厉的禁令,无法抵挡凶猛的贪欲和私利,反而只能在执行者的阳奉阴违中,愈发显得苍白和无力。更为重要的是,种种整治举措,并没有以建设性思维为我们勾勒出健康课辅资料市场的雏形。
10月6日和8日的《南方农村报》头版连续将焦点对准了一些地方乌烟瘴气的课辅资料市场:韶关多所学校存在向学生推荐征订练习册的现象,每学期期末,班主任会给每名学生发一张印有“广东教育书店”公章的《关于推荐预订教学辅助用书的函》,由学生家长签名、交钱。有学生称:“老师上课要用这些练习册,不想买也不行。”在电白县水东镇,今年以来,该镇部分中小学出现老师向学生推荐课辅资料的情况。知情人士称,以一套63元的课辅资料为例,书商每卖出一套会给校方分27元。
课辅资料从出版单位到进入学校课堂,本应走过一段漫长而复杂的旅程。而现实却告诉我们,一套课辅资料的出笼过程也可以如同“过家家”一样简单——书商网罗教师将题目东拼西凑编写成书,购买书号、付梓印刷后便可坐收滚滚利润。虽然迄今为止见诸媒体的相关报道大多不脱个案式展示,但从形形色色的课辅资料市场乱象中,总能爬梳出一根根大同小异的利益链条——出版商、图书销售商、学校以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被牢牢拴于其上。
与课余时间组织学生补课一样,强行推销课辅资料这一教育领域怪状,深植于各利益集团的共赢博弈之中。而其彼此间的配合和默契,则在政策严打的高压下,为粗劣课辅资料的生存和泛滥提供着足够的回旋余地。值得注意的是,课辅资料市场群雄逐鹿的自由竞争阶段正逐渐落幕,伴随着权力与商业资本的合流,市场杠杆逐渐让位于寻租公权——在特定地域范围内,书商可以手持“经教育部门审核”的推荐目录扩大销量,可以轻松占有某地课辅资料市场的近半份额——与其说课辅资料销售领域开始出现寡头垄断,毋宁说是被权力所荫庇的资本迎来了“丰收的季节”。
有人将课辅资料泛滥校园归咎于现行的人才培养体制和考试制度,认为在激烈的升学竞争中,课辅资料是决定“龙门一跃”能否成功的重要砝码,而家长望子成龙心切在一定程度上也纵容了不法书商在其中肆意搅局。如此思维模式无异于缘木求鱼,反证之一便是,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差额甄选制度,古代科举以及现代高考制度是东方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共同文化标识。在香港、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地,课辅资料市场同样庞大,但却井然有序；而在我国多地,课辅资料产业俨然成为投机者的乐园。因此,升学竞争和强调记忆、训练的知识能力考察方式,的确为课辅资料产业提供了巨大的买方群体,却不是导致市场失控的“原罪”。
虽然紧紧附着于带有强烈公共属性的教育行业,但作为一种市场经济活动,课辅资料产销本应充分尊重价值规律,形成一个开放和充满竞争的良性市场,使各家书商不断提升课辅资料的编写水平,以物美价廉的产品赢得消费者欢心。但现实情况是,在许多地方,课辅资料市场并没有赋予作为消费者的学生及家长基本的自由选择权,而卖方争夺市场份额的筹码也并不是日益提高的产品质量和卓尔不群的营销策略。在课辅资料的产销链条上,供求关系完全失衡,过量的产品正在通过权力传送带源源不断被塞入消费终端。
当商业贿赂成为市场通行的潜规则之后,上至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下至学校领导、年级长乃至教师,他在这根暴利链条上各取所需的同时,也成为拴在同一根线上的“蚂蚱”。而利益均沾格局一旦形成,唯一可以被作为牺牲品和利润增长点的,便是课辅资料的质量,学生遂成为这场肮脏交易中无足轻重的玩物——不分家庭经济贫富,不分家长地位高低。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河南某县教育局官员言及其单位一名工作人员的孩子,为解答课辅书上的一道数学题,不分昼夜苦思两天,仍无结果,最后老师告之是道错题；在广州,天河区某小学学生家长发现读一年级女儿的一本课辅书上竟印有“黄段子”:“三年级的帅哥没人追,四年级的色狼一大堆,五年级的情书满天飞,六年级的鸳鸯一对对。”
毋庸置疑,作为对课堂教学的延伸,课辅资料能够帮助学生巩固知识、训练思维,但这仅对合格课辅资料而言。其粗劣者,对学生有害无利,所影响的不仅是学习效果,更让一颗颗纯洁的心灵在被错题、烂题愚弄的过程中,过早“见识”了成人社会的尔虞我诈,甚至会成为轰塌其人生理想的一条重要引信。被题海所淹没的校园生活,会引发许多学生的叛逆之心,更多人则不得不逐渐麻醉于应试的疲惫和烦躁之中。他们也许不会想到,一本本粗劣课辅材料的背后,是多张面孔收获财富的阵阵窃喜。从这个意义上说,粗劣课辅资料实为一种“教育鸦片”。
另一方面,义务教育虽已跨入免费时代,但产业化冲动却从未在部分教育者的头脑中被完全抑制,导致不少家庭的教育实际支出仍在不断增加。我们固然可以将之理解为必要的教育投资,但家长话事权的缺失让这种解释显得过于牵强。无论是组织学生收费补课,还是收取各种名目的考试费、试卷费,家长虽然可以向校方的行为说不,但代价是其孩子有可能在学校里被当成“另类”。学生不购买校方指定的课辅资料,便无法跟上教师的教学节奏；学生不参加违规补课,许多课程便有可能会漏掉。在这种背景下,家长们最终只能被逼入“死胡同”。
如果我们从市场角度打量教育领域,会发现学校一方地位过于强势,其手握教学及考试的绝对主动权。而与学校有着千丝万缕利益关系的教育行政部门,又无法为家校的失衡博弈扶正天平。劣质课辅资料便在如此土壤中潜滋暗长出来,并迅速泛滥成灾——它既为希图提高升学率的部分官员和教师提供某种心理安慰,更可将权力变现,何乐而不为?劣质课辅资料屡禁不绝,成为教育产业化冲动衍生出的又一个冷笑话。
措辞严厉的禁令,无法抵挡凶猛的贪欲和私利,反而只能在执行者的阳奉阴违中,愈发显得苍白和无力。更为重要的是,种种整治举措,并没有以建设性思维为我们勾勒出健康课辅资料市场的雏形。在市场的上游——生产环节,我国迄今没有一套完整、翔实、科学的课辅资料编写标准,这使得劣质课辅资料更多是被舆论所主观定义,缺乏必要的客观判断标准。而在韩国,有关主管部门对课辅资料提出了明确的编撰要求。如数学练习册“要能够成为一本忠实反映教育课程的练习册,能够很好地应用从教科书中学到的知识和技能；内容的编写要容易理解,使学生的自主学习具有可行性；根据学生的能力和水平,要能够进行分层次教学；要以理解数学概念和掌握技能为基础,并且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推理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数学知识和方法,理解生活周边现象、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等,并解决多种问题,以此理解数学的价值,形成对数学积极正面的态度；以适合的编辑和设计,提高学习效果。”
在此基础上,课辅资料应经过相关专业部门的审定后,方可出版发行。虽然如此无法完全消除权力被资本“俘获”的可能性,但制定编撰标准和抬高市场准入门槛的意义,不仅在于让图书生产环节的成本大大提高、使那些专事粗制滥造的“草台班子”彻底遁形,更在于,只有有了一套建诸法律层面的课辅资料质量标准,监督体系才能真正随之建立起来,课辅资料市场的整治、规范方可驶入法治轨道。
同时,无论是政府,还是学校,应完全退出课辅资料的销售、发行环节。部分地方曾通过“政府采购、财政埋单”的做法,试图消除课辅资料市场中的种种暗箱操作。姑且不论作为一种非必需的教学用书,课辅资料没有任何理由被纳入政府采购范围,即使“财政埋单”体现了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但行政权力的参与,始终会为腐败滋生留下一扇危险的后窗。因此,公权力应尽可能为课辅资料市场的充分自主发育创造更大空间——政府制定标准、加强监管即可。唯有如此,才能逼迫教育者充分挖掘教材价值,让课堂教学对课辅资料彻底“断奶”,在推动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过程中,让粗劣课辅资料泛滥这场“掩耳盗铃”的游戏彻底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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