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教育公平问题,重点不在于“均贫富”,而在“等贵贱”,在于通过破除一系列制度歧视不断降低存在于不同阶层间的教育资源“基尼系数”。要在人才选拔的形式和内容上进行改革,让莘莘学子以才智和能力竞争,而非“拼爹”、“拼钱”决胜。
5月13日,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主办的“深化教育领域改革研讨暨《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4)》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会上公布的“2013年公众对教育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于“教育公平”的评价最低(综合近日媒体报道)。
让每一位学子都能享受金榜题名的欣喜一刻,让每一所大学都能登上比肩哈佛耶鲁的荣耀之巅——如果以此作为“教育公平”的目标与内涵,显然有空想之嫌；而重点大学中日渐稀疏的农村孩子身影、被高招分省录取制度“炒作”起来的北京户口身价——如果以此作为“教育不公”的中国式注脚,却是社会真实的切肤之痛。
谈及教育公平,无论是从世界范围的横向空间来观照,还是从历史发展的纵向坐标来分析,似乎并非当下中国会遭遇的“疑难杂症”。这一问题的普遍性与永恒性首先来自权力、财富等在个体与阶层间事实上存在的不均衡分布状态,以及一个人通过教育所能获得的向上层社会的游动能力与上述社会资源的关联程度。也就是说,人们在讨论教育公平时,或多或少都认可了如下逻辑前提的合理性——教育并不是社会成员仅凭借自身才智等因素便能通过自由竞争方式进行分配的资源,家庭环境、经济条件、制度安排,让教育机构、教育活动必须在与政治、经济等多种要素充分互动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其社会存在。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棘手的问题——权力、资本的过度渗透与参与,让作为社会再发展工具的教育,有可能堵塞相对弱势群体的上升渠道,并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多种负面因素产生共振,阶层利益日益固化,最终埋下变革的社会种子。
公众对于教育公平现状评价偏低,并非一句教育体制弊端丛生便可概括；同样,解决这一问题,也并非只需在教育领域内突出重围。教育公平是一个需要被放在全面深化改革攻坚战中统筹考虑的社会子课题,是一种需要在通过“围剿”不当既得利益以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他愈”过程中方能实现“自愈”的久病沉疴。从自幼儿园便开始硝烟弥漫的升学大战,到寒门学子总体而言更为曲折的谋职之路,“拼爹”,成为针对教育公平问题的诸般吐槽中频频出现的词汇。教育资源、就业机会甚至人才素质,在很多地方,被以富裕与贫穷、城市与乡村等标签所人为“二元化”。不可否认,如果单单从物质角度观察,富裕与权势家庭的孩子有更多机会接触和使用到更为优质的教育资源——这不仅是指师资、学校软硬件设施等方面差距,更重要的是,在对学校教育之外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资源的占有上,处于权力、资本高地上的孩子更能感受到“会当凌绝顶”的广阔视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近日披露的一份调查数据则显示,除了阶层差异,中国目前的教育投入存在同样明显的地区差别,1个上海女孩一年教育花费等于7个甘肃男孩的。
如果说透过上述数据,我们看到的更多是物质财富的不均衡分配所引发的教育领域不公平争论,那么,诸如“高考移民”等带来的制度性教育不公问题,则更值得关注。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说适度贫富差距是保持社会活力的手段之一而没有必要绝对消除的话,制度性教育不公则因其有可能成为社会固化的“帮凶”而必须也完全有可能通过社会与国家的博弈或者公权部门的自觉自省来加以矫正。
无论是目前备受诟病的高招分省录取制度,还是大学自主招生选拔所引发的种种争议,都源于制度漏洞及失衡有可能对公民平等受教育权的侵犯。分省录取制度之所以难以撼动,与分级负责的高校管理和投入体制有关,更与附着在户籍之上的种种福利短时间内难以剥离有关；而对于大学自主招生而言,虽然试水多年,仍然未能建立起一套公开透明的监督体系和在考试内容和选拔方式上完全不受阶层差异左右的实施体系。举例而言,农村孩子电脑、手机的普及率目前仍低于城市,一些大学在自主招生考试中却热衷于以来源于网络世界的奇葩“神题”制造舆论噱头,还美其名曰考察学生综合素质,实属哗众取宠、本末倒置——无论大学自主招生具有如何强烈的精英选拔特性,如果其以事实上的阶层歧视为代价,首先便是对公平正义这一社会发展最高原则的挑战。
解决教育公平问题,重点不在于“均贫富”,而在“等贵贱”,在于通过破除一系列制度歧视不断降低存在于不同阶层间的教育资源“基尼系数”。要在人才选拔的形式和内容上进行改革,让莘莘学子以才智和能力竞争,而非“拼爹”、“拼钱”决胜。教育公平始于制度福利均等,在通过撬动户籍基石推动教育资源均衡分布的愿望一时难以实现的情况下,国家有责任通过公权的再分配功能,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保障。这方面,逐年增加重点高校贫困地区定向招生指标等举措是有益尝试,但还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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