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颂散步的人已经把走路这一行为上升到一种带有文学色彩的活动的高度。从逍遥学派到现代的flaneurs（漫游者），散步被构想为思想的诗学、写作的前奏、求问缪斯女神的空间。事实上，在以前，出门散步遇到的最大风险或许是被一条狗击溃，正如卢梭在《孤独漫步者的遐想》的某篇中所讲述的那样。同样真实的是，在今天这个极不适合步行也缺乏文学色彩的墨西哥城，行路者在出门上街的那一刻是无法拥有像罗伯特·瓦尔泽开始散步时所宣称的好心情的。
　　墨西哥城的步行者必须与城市的节奏同步前进，必须显示出与其他行路人同样的明确意图。步行方式的任何一种变化，都会让他成为众人怀疑的目标。走得太慢，说不定就是在企图犯罪或是迷了路。跑得飞快还不穿运动装，搞不好就是在逃避正义的惩罚，或者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值得引起关注的急事。在这座城市，除了那些还能把狗牵出来遛两圈的人、放学回家的儿童、上了年纪的人和流动摊贩，没有任何人可以以散步的速度行路。
　　自行车介于汽车和鞋子之间；它的轻巧可以让骑车人超越行人的目光，同时又被机动车上的目光所超越。由此，骑自行车的人拥有一种绝妙的自由：不被人看见。自行车的混杂性让骑车人置身于一切监视之外。骑车人唯一公开宣战的敌人是狗。这种动物淫念太多，一见到有动得比它快的东西就要撒腿追逐一番。当然，驾驶汽车的野兽也是很危险的。尽管如此，骑车人还是具有足够的隐蔽性，可以得到步行者得不到的东西，那就是：孤独漫游，任由自己的思绪奔流不歇。
　　另外，每一辆自行车都是符合自己主人的需要的。不同风格的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一款自行车：忧郁型的，进取型的，干练型的，野蛮型的，怀旧型的，实干型的，灵巧型的，淡定型的。车如其人，比狗像主人更甚。骑在车上，人感觉到实现自我了，自我被体现了，更加自信了。正如自称推崇城市自行车运动的胡里奥·托里所指出的那样，飞机和汽车都不能和人成比例，因为它们的速度要远远超过人所需要的速度。自行车就不一样。驾驭自行车的人可以选择与其身体节奏最为合拍的速率，而这仅仅取决于骑车人自身的生理极限。
　　自行车不仅是尊重人体的节奏的，对思考也是慷慨大方的。当一个人想要神游漫思一番时，拐弯抹角的自行车车把是他最完美的伴侣；当种种思绪倾向于直线滑行时，自行车的两个轮子会负责照管它们；若是某种思虑让骑车人痛苦，阻止了理性的自然运行，那就找一个角度够大的斜坡，让重力和风一道产生出神奇的疗效。诚然，自行车有各种用途，不限于漫游：有骑自行车的专业运动员，有骑自行车的磨刀匠，有人骑车送货，有人骑车载客。但同样确切的是，骑自行车漫游是留存不多的几种以自身为目的的街头活动之一。有这种异于常人的想法的人，应当被称为“自行车主义者”。将骑车作为一种不追求最终结果的非功利性事业的人明白，自己享有一种不同寻常的自由，只有想象的自由才能与之相比。
　　如果说在过去，散步是思想家的标志，今天在一些城市仍然是可以边走边思考的，那么对于墨西哥城的居民来说，散步是没有多少意义的。
　　墨西哥城的步行者背负着整个城市的重量，沉没在城市的漩涡中，能看到的只有近在眼前的东西。另一方面，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人被限制在60平方厘米的私密空间里，视野也不比这60平方厘米宽敞多少。驾驶汽车的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待在一个空空的巨大容器里，既听不到外面的声音，也闻不到外面的气味，也看不到外面的风景，他们甚至并不在这座城市里：他们的灵魂被一个又一个的红绿灯晃得麻木，他们的目光成为各种炫酷广告牌的奴隶，他们的想象力被神秘而混乱的交通规则设置了层层关卡。
　　萨尔瓦多·诺沃曾写道：“我们尝试着一步一步地让我们的内在节奏—血液循环、呼吸—与包围着我们、轻摇着我们、以柔声细语伴随我们并牵引我们的缓慢的宇宙节奏相适应，可是当我们上了汽车，以疯狂的速度消除距离、变动方位、吞吃里程数的时候，就不得不断然放弃那种努力了。”与汽车上的人不同，“自行车主义者”可以获得这种柔声细语般的从容速度，这是散步独有的速度，让思维得到解放、自在徜徉。骑在两个轮子上滑行的散步者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距离，既能细细端详墨西哥城，又能成为它的同谋和它的证人。
　　自行车的速度让一种看的特殊方式成为可能。坐飞机、走路和骑车之间的区别，等同于用望远镜看、在显微镜下看和在电影镜头中观看这三种方式的区别。离地半米的人可以像通过电影镜头那样观看：他可以在某些细节上注视良久，又可以略去不必要的东西。在墨西哥城，唯有骑在自行车上的人可以宣称自己获得了一种浪漫主义漫游者的心情。
□瓦莱里娅·路易塞利
　　《假证件》，【墨西哥】瓦莱里娅·路易塞利 著，张伟劼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