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说芳菲 |
　　安奎的肚子咕咕叫了几下，声音虽小，我还是听到了。抬腕看表，已近12点。我站起身来说，咱们吃点东西再谈吧。
　　所里往前走两百多米，就有一家顶好的面馆。正宗农家手擀面，面粉里糅了鸡蛋，筋道，汤是上等排骨熬的，汁浓。再依食客口味撒上葱花、蒜瓣，或浇点辣椒油。一碗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面条就可以开嘴了。安奎显然饿极了，也顾不上烫嘴，一会吸溜吸溜往嘴里扒拉面条，一会捧着碗沿大口喝汤，发出很大的声响，吃相不太好看。旁边不时有食客朝我们这边看，他大概也察觉到了，不好意思地看了我一眼，放慢了进食的速度。转眼一大碗面条被他消灭干净，一点汤水都没浪费，他砸吧几下嘴唇，意犹未尽。我去柜台又叫了一碗面条，随手扫码付了账。一会，面条端上来了，我说你再吃一碗。他黝黑的脸色就挤出一些笑，说，饱了，哪里还吃得下。我把碗往他面前一推，继续吃剩下的半碗面，他就不再客气了，低头，吃面，喝汤。
　　面馆靠柜台的墙上吊着一台电视，正在播放一档法制节目。我问安奎，你们平日看这类节目吗？他停下筷子，抬头说，我们平常睡工地，没地方看电视。我就奇怪了，问，那你们晚上都怎么打发时间啊？安奎说，还能干啥，出去怕花钱，大都唠嗑、打牌，谁赢了闲钱就去买包香烟和一瓶“二锅头”，就着花生米或榨菜，喝完抽完，倒头便睡，天一亮又开始干活。吃罢面，我们都冒了一头大汗，身上不觉暖和许多。
　　外面有些寒意了，天上虽然挂着懒洋洋的日头，却像风烛残年的老人，有些力不从心了。街上还是蛮热闹的，小摊贩的叫卖声不时传进耳里，喜庆的炮仗红联也不时映入眼帘。临近年关，大伙都忙着置办年货呢。安奎勾了头，一路无话。我晓得他的心思。他心里急着呢，家里还眼巴巴盼着他回去过年呢。可他一年的血汗钱，还在黑心的包头手里扣着呢？能不急，不急能把这么一个老实巴交的人，逼得去做违法的事情！
　　说到这，还得回头扯几句。安奎是一个工地的老师傅，带着两个老乡干活，因包头扣着一半工钱不发，他就在一家酒店门口，拿水果刀逼迫包头给钱。现场引起一阵骚乱，记者赶来了，我们几个民警也赶来了。
　　我们几个赶到那儿，他正跟一个记者对峙。只听他说，俺不相信包头说的屁话，你要保证今晚把俺这事播出来，俺才放人。记者忙不迭地点头答应。等我们上去，没费多少气力，他就束手就擒了。上警车的那刻，他扭头对记者说，求你啦，晚上播出来把俺的头像弄模糊，俺不想被乡下的亲人朋友看到！
　　听那口音，跟我是一个地方出来的。后来一问，果然是个老乡，姓安名奎，我们同乡不同村。在南方城市能听到北方偏僻小县熟悉的乡音，着实难得，可惜是在这种场合。
　　派出所里，我跟他又开始谈话，做笔录。我说，安奎，你这事应该找有关部门反映啊，咋能靠武力解决呢？他咬着嘴唇说，俺有啥法子，找劳动部门反映了，半个月也没动静，俺去问，说还在调查，俺去县政府找领导，也有保安把着，大门都没让进。
　　我摇头说，就算有天大的理由，你也不能拿刀威胁人呐，这是违法犯罪啊！万一伤到人，咋办！安奎低了头说，那也是逼不得已，俺是听一个在北京打工的村人说的，他去年就是那样才要到工钱。我反问，要是上了电视还要不到钱呢？他头勾得更低，那俺会再想法子，反正一定要回钱，不然对不起其他兄弟，他们都是俺带出来的，俺跟他们的父母拍胸脯保证过，过年保准让他们带着钱回家。说到这里，他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声音开始哽咽，你说那个包头是不是没人性！俺们每天干10个钟头，每月三千块。他只给俺们一半，剩下的说等年底一次性补齐，到了年底他就躲着，好不容易叫俺们在一家酒店逮着了，他硬说没钱。那是鬼话！没钱，那一桌子酒菜要好几千块啊！他不给钱，还叫嚣说要叫人揍俺们。你说这算啥玩意，那点钱还不就是从他身上拔根毛，咋就那么难啊！大壮还等着这些钱回去娶媳妇呢，栓柱的弟弟还等着这些钱上学呢，俺们容易吗！
　　我低声问了一句，那你呢？他沉默了一会说，俺娘生完俺就难产死了，俺爹身子不好，干不得重活，是靠村人接济才把俺养大的。
　　问完话，我心里一阵酸楚。我打心眼里同情他的遭遇，帮他找有关部门的领导反映了情况，又去找了那个包头，那些拖欠的工钱终于一分不少地给了他们，那两个老乡就先回去了。安奎呢，不可避免要拘留几天。
　　安奎放出来的那天，正好赶上除夕夜，我请他到家里一起吃了个年夜饭。
　　第二天，安奎就匆匆踏上北上的列车。
　　过完年不久，我收到安奎寄来的一个大包裹，打开，里面全是家乡的特产，两包顶好的笋干和野生菌菇，还有一挂干腊肉。在我们农村老家，这是赠送贵客最好的礼物了。我只不过做了些分内事，他却记在心里了。
□孙邦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