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讲所 |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推出一系列增收减负举措，旨在扩大国内需求，提振消费，引发社会热议。
　　外界注意到，专项行动方案是一套包含七大行动的政策组合拳，其中第一项是城乡居民增收促进行动。行动方案强调要“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增收”，延续了历年中央一号文件有关精神，释放出一以贯之的政策信号，那就是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让农村在全国经济发展大局中发挥更大作用。
　　首先，促进农民增收，需要更好适应农业农村发展新形势。一是农民收入结构已发生历史性变化。2015年，工资性收入首次超过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最主要来源。2024年，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是十年前的1.13倍，占比已达42.4%，比十年前提高2.1个百分点。经营净收入占比虽已降至33.9%，但仍然是农民收入第二大来源。这正是当前农民最普遍的家计模式，即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二是农村社会结构已发生历史性变化。当前，60岁以上老年人占农村总人口比重已近1/4，“老人农业”已成基本事实。
　　其次，“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农情构成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基本约束。农民经营净收入增长在四项收入来源中速度最慢，这还包括大量从事经济作物种植的新型经营主体，若仅从占大多数的粮食种植家庭户计算，三大主粮中小麦和水稻价格基本稳定，玉米价格大幅波动，不存在支撑这部分农户收入增长的条件。一些增收政策明显针对新型经营主体，尽管多年来一直探索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但实际效果有限，难以惠及大多数普通农户。被寄予厚望的财产性收入尽管十年内增长1.3倍，但总量和占比都较小，2024年全国平均水平仅有580元，占比2.5%。
　　最后，对农民来说，“减负”也比较迫切。当前农民部分生活压力来自过快增长的经济支出，天价彩礼之风蔓延，育儿开支不断增加，养老压力逐步显现，医疗支出存在不确定性。要警惕透支性炫耀性消费主义之风借提振消费之机向农村，尤其是向农村年轻人肆意蔓延，否则，非理性消费观念一旦固化，就将极大地抵消促进增收和移风易俗的政策效果。应进一步健全面向常住人口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减轻县域城镇化中的农民家庭负担，将县城真正打造成为县域社会服务农民的低成本高效率普惠性的公共服务中心。
　　此外，还需给予更大制度空间和政策支持，让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更好服务于普通农户，探索形成更加灵活多样的村庄互助养老形式，建设适老型农业与适老型村庄，让选择返回农村、留在农村的农民，过上幸福的新型现代化生活。　　　　 　　 □王德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