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仅凭一家企业的销售数据,仅从一种商品消费版图的变迁,便得出农村剩余劳动力出现大规模逆向流动的结论,还需要更多佐证,但在GDP、就业率等枯燥数字之外,一项更富有生活气息经济指标的横空出世,总算让公权部门和普通民众在新型城镇化规划即将出炉的关键时刻,找到了对于城乡统筹发展现状认知和判断的公约数。
近日,负责起草《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的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官员觉察到:城市常住人口对方便面、榨菜等食品的消费量一般是恒定的,一个地区榨菜的销量变化主要由流动人口造成,比如涪陵榨菜在华南地区销售份额从2007年的49%下滑到2011年的30%,说明华南地区人口流出速度非常快。根据这个“榨菜指数”可以判断,规模庞大的农民工大军正在从珠三角、长三角撤离,这成为城镇化规划布局里新的动向(8月11日《南方都市报》)。
从一包榨菜里嗅出中国城镇化的最新风向——当如此充满想象力的推理出自政府官员头脑的时候,“榨菜指数”带给人们的,不仅是充满谐趣的喜感,更是为当下城镇化浪潮拍摄的一张直白写真。虽然从涪陵榨菜不同地区的销量沉浮到农民工回流之间,尚有多个逻辑节点需要打通,但在与官方权威数据和人们直观感受的“交相辉映”中,这种有些跨越的因果关系并未遭到舆论的普遍质疑。当然,仅凭一家企业的销售数据,仅从一种商品消费版图的变迁,便得出农村剩余劳动力出现大规模逆向流动的结论,还需要更多佐证,但在GDP、就业率等枯燥数字之外,一项更富有生活气息经济指标的横空出世,总算让公权部门和普通民众在新型城镇化规划即将出炉的关键时刻,找到了对于城乡统筹发展现状认知和判断的公约数。
站在更为真实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角度上,“榨菜指数”与之前被热议的“克强指数(Li keqiang index)”有异曲同工之妙。“克强指数”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2010年推出的用于评估中国GDP增长量的指标,源于李克强总理2007年任辽宁省委书记时喜欢通过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贷款发放量三个指标分析当时辽宁省经济状况。两种指数都注重从消费环节洞窥宏观经济的运行轨迹,从而为决策提供重要参照系。只不过,将统计触角直接伸到老百姓餐桌的“榨菜指数”,因与数亿农民工的生存抉择直接相连而更具社会和民生意义。
“榨菜指数”所揭示出的农民工自沿海发达地区向内陆地区回流的趋势,早已不是新发现。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大量农民工开始从珠三角、长三角等传统劳务输入地撤离,其故乡——广袤的内陆地区,正在成为他们眼中新的“水草丰美”之地。个中原因显而易见:一方面,伴随着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内陆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提速,薪金水平水涨船高,就业岗位大量释放,相比之下,沿海地区吸引农民工务工的比较优势逐渐减弱；另一方面,珠三角等改革先行地区工业化、城镇化进入成熟阶段,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日薄西山,并开始向内陆地区转移。因此,无论是从降低生活与迁徙成本的经济理性角度,还是从解决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问题的亲情成本角度考量,农民工的逆向流动都是市场推手下的自然选择,也是经济社会运行对协调发展常态的一种回归。
因此,对于“榨菜指数”折射出的变化,不必大惊小怪。而更为现实的问题是,政府与社会应该怎样应对劳动力的这种重新布局?
对原劳务输出地来说,如何接纳、消化大量的回流民工,特别是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和尽快补足公共服务的短板,以使这些农民工成为城镇化的积极因素,而非负担,是一道迫切需要回答的考题。可以想见,随着庞大民工队伍回乡谋生,当地治安、社保、基础设施等方面压力会陡然增加。回流地如何不走珠三角、长三角部分地区曾经走过的应对外来人口社会治理方面的弯路,需要认真思考。
此番农民工回流,并不是回乡务农,而是基于故乡已经能够为其提供较为充分的二三产业就业岗位,并完成就近城镇化,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彻底转变。这方面的政策供给上,除了尽早拆除户籍等城镇化藩篱外,在集体土地处置、社会保障水平提升等方面,公权部门也必须在充分保障农民权益的基础之上,为农民的就近入城探索出一条积极稳妥之路。
就近城镇化是费孝通等老一辈学者提出的中国城乡社会演变的理想路径。只不过,这一蓝图最终迷失在改革初期滚滚的民工潮中。而作为一种阵痛最小的城镇化模式,其至今仍然是破解城乡统筹难题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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