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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衣天使何以成为纳粹杀人魔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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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17年02月16日 来源: 南方农村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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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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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罗伯特·杰伊·利夫顿的这本《纳粹医生》,我对二战时德国医生参与杀人的情况还不甚了解。一直想当然以为集中营最大的刽子手是党卫军——过去接触的图书、影视作品,反映的基本都是纳粹和党卫军的罪恶,鲜有专门记录描述纳粹医生的罪孽的。
但是,这本《纳粹医生》,通过对40个左右的纳粹(其中29个纳粹医生)和80个纳粹受害者(其中40个成为纳粹的医学助手)的访谈,详尽介绍了一群受过希波克拉底誓言规训——西方医者通常接受希波克拉底誓言的规制,视之为医者的基本伦理,它要求每位医者应尽力救治病患,减轻他们的痛苦,更不能为他们带来伤害——并得到传统熏陶的救人的天使,如何在纳粹时代,成为集中营的杀人恶魔的——在奥斯维辛,纳粹医生主持了100万受害者中绝大部分人的被杀。“奥斯维辛就像一场医学手术”,“从一开始到结束,屠杀都是由医生来领导的。”一位幸存者说。
没有人天生就是恶魔,这些医生大多有良好的家庭背景,受过良好的教育,在成为杀人恶魔之前,他们确确实实就是奉行希波克拉底誓言治病救人的白衣天使。
那么,一个受过严格教育严格训练的医生,一个在家人亲友眼中的好父亲好丈夫,又何以成为杀人恶魔,却又保持着自身的协调的?
将天使卷入邪恶的,首先是意识形态,一种隐秘的种族国家主义的神秘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不仅是纳粹的意识形态,它也由当时德国医学界的主流的生物医学观一起构建的。
“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1879年,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的这句话,给自己所处时代的反犹主义运动增添了知识分子的合法性,后来回荡在几代人中。
“国家最高的职责是保障人口中那些健康和遗传优良者的生命和生活,以确保遗传优良和种族纯正的民众(人民)万世永存。”
在“服务于更大的治疗”这样的意识形态里,纳粹打通了与希波克拉底誓言对接的内在逻辑,也解脱了医生传统规训的伦理压力,使得整个医学职业,就“都有了重铸感”。而每一个医生,也就有了一种为捍卫种族国家健康的医学和科学服务的新使命感。这个信念一旦确立,医生在心理上也就完成了大屠杀的准备,离直接杀人仅一步之遥了。
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医生成为纳粹党员比例最高的职业,达到了45%。而且医生在冲锋队和党卫队中的比例也分别为教师的2倍和7倍”。
医学界纳粹化,除了意识形态和纳粹的制度设计,还有医学界隐晦的个人心理。德国医生中,犹太人医生的科学成就,获得了巨大的名声和声望,这种情况,对于一些德国医生来说,是令人妒忌的成就和压力,对于纳粹来说,这构成了对自己种族生物理论的威胁。所以,在被驱赶关押杀害之前,德国的犹太人首先被剥夺了医生的身份,而这些,不仅是纳粹政权,也是原来的医疗同业同事所施行的。
医生从天使到魔鬼的转换,不只是意识形态的驱使,还有制度化安排下“邪恶自我的形成”。
奥斯维辛的纳粹医生,他的身份是党卫军军医,以及接受了党卫队军医的身份,他们便不只是医生,更是一名向纳粹政权效忠的军医,以及意识形态的战士。在集中营,象征医生职业的白大褂配上党卫队的黑色皮靴,这种身份的转换,意味深长。
当然,即使是杀人,也常常以科学和医学研究的名义进行——“让我直接去杀一个人,我做不到；但是,如果把杀人分成100个步骤,我只是其中一个环节,为了什么什么,我可能行。”
当然,要让医生杀人变得心安理得,利夫顿书中还提到了“责备受害者模式”,一切都是受害者的错。
幸存者医生埃洛·林根斯·赖纳曾指着远处焚尸炉的烟囱,问纳粹医生弗里茨·克莱因,“你可以执行这样的事,但你从来没有想到过你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吗?” 克莱因回答:“我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告诉我从人体上切除坏死的赘余之物。犹太人就是人类身体上坏死的赘余之物。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切除它们。”
对于纳粹医生而言,回避杀人的术语,而用“清理”等技术性话语,也能让纳粹医生更容易转换角色——“一位研究大屠杀的著名学者说自己查看了‘数以万计’的纳粹档案,一次也没有看到过‘杀’这个字眼,许多年后他终于发现有这个字的使用——在一份与狗有关的法令上。”要知道,即使是1942年万湖会议上海德里希主持确定的“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也只用了“疏散”等委婉措辞,实际却包含了一个种族灭绝政策。
为了避免自己的负罪感,当然还可以尽可能地保护自己的囚犯助手,把他们处于自己的保护之下,或者尽可能地将他们带去干最肮脏的活,让自己不再觉得那么脏,模糊迫害者和受害者之间的界限……
就这样,当这些医生被卷入意识形态和政权共同制造的邪恶机器后,天使就一步步走向了杀人的魔鬼。利夫顿把这种沉沦堕落比作浮士德与魔鬼的交易。
利夫顿的这部《纳粹医生》,所呈现奥斯维辛残酷的细节,以及人性的幽暗,素材太过丰富翔实直白,常让我在阅读时有强烈的不适感。而其中提到,直到今天,他所采访的纳粹医生,真正认为自己有罪的,还是非常少的。
书中讲述的这样的场景,会不会再次在其他地方重演,利夫顿不敢确定,我也不敢。
□朱学东(《中国周刊》前总编辑,本文有删减)
让我直接去杀一个人,我做不到；但是,如果把杀人分成100个步骤,我只是其中一个环节,为了什么什么,我可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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