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论 |
　　出于疫情防控之需，不少城市纷纷采取了严格管控的措施，导致物资配送效率大大降低，疫情期间市民吃什么、喝什么，无疑是重大的民生问题。
　　笔者所在的城市广州这几天也深受新冠疫情影响，全市上下干部与群众齐心协力，所辖各区都在有条不紊开展大规模核酸筛查，市民整体生活物资供应充足，情绪整体稳定，这很大程度得益于广州市委市政府一直以来高度重视“菜篮子”工程，积极推进农产品的“稳产保供”。
　　相关数据监测显示，目前广州蔬菜在田面积约27万亩，田头冷库储量约400吨，蔬菜生产保持稳定态势，全市蔬菜供应量连续多年保持100%的自给率，给我们一些延伸性思考。
　　大城市的新型城镇化与全面现代化不是城市“吃掉”乡村，不是把乡村地区都城市化，不是用二三产业置换一产，不是二三产业比重越高越好，不是把农民都变成市民。即使在北上广等超大城市，农业、农村和农民也有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突发疫情等特定时期，大都市里乡村的意义更加凸显，特殊时期农业的基础性地位与作用提醒各级城市政府对农村与农业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与反省，要领悟“无农不稳”的时代性意义，要摒弃“贱农抑农”“抽农补工”等既有认知，要让支农与惠农成为一种长期保障性制度，让广大农民过上有足够尊严的体面生活。
　　众所周知，大都市发展过程中普遍面临都会区土地供给有限的结构性瓶颈，怎么解决呢？近些年各地惯常的做法是以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为名，大力推进广大郊区的城镇化进程与工业化步伐，征地拆迁，流转农用地，新建工业园，构建城市副中心，推进农村人口城镇化与市民化。上述全域城镇化、全域去农业化的做法，有助于实现城市GDP的短期增长，但客观上削弱了城市在危机时期的基本生活物资供应能力、抗风险能力和综合应急能力。任何有远见的城市政府，都应该保持足够的风险与忧患意识，从产业角度，一二三产业要协同与融合发展，不在农业发展上有失偏颇，才是明智之举。
　　城市地理相关理论告诉我们，城市面积与人口存在规模及集聚效应，人口多、面积大，会带来城市整体运行成本的降低与综合效率的提升，但人口太多，面积太大，也会引致规模不经济及集聚不经济，给城市治理带来困扰，如政令执行传达与落实效率相对低下，在特殊时期面临应急物资调配不及时等。城市化的初级阶段，极化发展、非均衡发展、单中心发展、集聚与向心发展等策略有必要，且对整体发展有利，但城市化进了中后期，推进一定程度的均衡发展、扁平化发展、去中心发展、适当分散发展是大势所趋。对大城市尤其超大城市的人口及面积规模进行适当控制，通过产业转移、人口集聚、强市镇、固基层等策略，积极发展中小城市与城镇，分流大城市人口，平抑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或许是一条可以探索的路子。
　 （作者姚华松，系广州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