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之季,国家衰弱。梁启超所代表的改良派,试图引进西方政治文明以救国拯民,一度开风气之新。然而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改良主义路线被认定为“走不通”。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梁启超也被主流史观定义为失败的、甚至是反革命的改良主义路线之代表人物,其形象一度被脸谱化。但现在回头看,当年梁启超等辈之主张与作为,或许能给当下的时代以新的启示。
我一直认为,梁启超乃是近代中国的风向标。不只他的经历与认识,意味着一部中国近代史及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就是我们对他的评价,也意味着历史政治及思想文化的变迁。截至目前,我读了四个版本的《梁启超传》。四个版本,四种现实语境,四种历史语言,颇堪玩味。
吴其昌版:文风激进
第一个版本,是梁启超学生吴其昌“冀少酬先师任公知遇之厚”而写就的。可惜只写了半部,1944年1月封笔,同年2月作者即英年早逝。由于时代与师承的关系,这部传的特点是:写作方法方面,模仿乃师《李鸿章传》中所开创的现代评传方法,“以一个伟大人物对于时代有特殊关系者为中心,将周围关系事实归纳其中,横的竖的,网罗无遗”；文风方面,也与乃师一样,“笔锋常带感情”。但就我的观感来讲,这个“感情”必须适中,少了不近人情,多了腻歪人胃。确实,梁启超的文风“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相形之下吴其昌的文风对于我这样的读者,多少要遇到一些排斥。总之,任何影响我理性客观、心态从容的情绪,都是我所警惕的。事实上,吴其昌文风的激进与峻急,是从五四走过来的当时一般年轻人的通病,也叫时代病毒的感染吧。
孟祥才版:政治先行
第二个版本,孟祥才的《梁启超传》,出版于1980年。这个时代的中国历史研究,深刻地政治化、道德化、标签化、脸谱化,缺少人性化、常识化、客观化、理性化。所以在孟祥才的笔下,梁启超戊戌变法期间还算好人,“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中的英勇斗士和声名卓著的宣传家”；戊戌政变以后流亡日本,鼓吹保皇反对革命,“变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绊脚石”；辛亥革命以后“投靠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袁世凯、段祺瑞,助纣为虐,做了北洋军阀的附庸”；五四以后离开政界,“身衣学者的华衮,挂着青年导师的徽章,继续弹奏业已破产的改良主义的老调”,“逆着历史的潮流,越来越走向堕落和反动”。
李喜所元青版:恢复正常
第三个版本,李喜所、元青合著的《梁启超传》,出版于1993年。这个版本恢复了正常的历史研究状态。学术的中性,甚至学者的谦逊,都可以让读者对之保持足够的敬意与温情。不过,难免也有落窠臼的时候。
解玺璋版:以梁启超为经线
第四个版本,是今年10月面世的解玺璋的《梁启超传》。光看目录就感觉欣喜。神似梁启超所开创的“以一个伟大人物对于时代有特殊关系者为中心,将周围关系事实归纳其中,横的竖的,网罗无遗”的现代评传方法,也是织网,但却是以梁启超为经线,以近代史上与梁启超有重大交集的其他重要历史人物如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汪康年、唐才常、孙中山、章太炎、杨度、袁世凯、蔡锷、蒋百里、丁文江、胡适、徐志摩等为纬线,织了好大一张网,不能说一网打尽,但斩获肯定不少。
刘再复在序言中说,把一个人的传记几乎写成一部中国近代史,只有通过梁启超的传记才可能。因为梁启超作为一个巨大的历史存在,他打通了中国近代史各类关键性人物关系,包括政治层面、思想层面、文化层面、国内层面、国外层面的关系。在各层各类能够呈现历史风貌的重要人物关系网络中,他是独一无二的启承转合、承上启下,而且举足轻重的人物。这除了得益于他先进的思想和多方面的才华之外,还得益于他本身的两大特点:一,他是一个拥有巨大书面文字语言又拥有巨大行为语言的双重存在,他既创造了巨大的“知”的体系,又创造了巨大的“行”的体系。因此,他既与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的人物关系密切,又与政治界、军事界、外交界、教育界、财政界的人物关系密切。也就是说,创造中国近代史的各类创造主体都与他相关。另外,他除了拥有罕见的知行兼备的能力之外,还拥有一种无人可比的极为“谦和”的性格魅力。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三个突出的推动历史前进又极为“谦和”的人物,这就是梁启超、蔡元培、胡适。他们成就巨大,但从不称霸,“但开风气不为师”。梁启超大事有决断,小事又谦让,能与各类人物坦诚交往又不丧失原则。这种性格魅力使他能够与袁世凯这种人相克相生,从而构成近代史变化万千又有主线的极为精彩的活生生的一页。 □端木赐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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